100次浏览 发布时间：2023-03-31 21:19:14
城市绿化是否应该有个阈值
来自德国的史蒂芬妮･豪里是一位城市和空间规划研究所专家，她举了不少成功的城市绿地案例。比如德国卡尔斯鲁厄市的“绿化种植房主”项目，业主对自家的外墙、房屋屋顶包括建筑后院都进行了绿化，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鼓励与支持。又如法兰克福市的“Y形绿色走廊”项目。这一绿意盎然的开放空间，综合了城市公园、都市河流等多类型空间，许多老公园被保留。
“我们这代人读书的时候，上海的人均绿化只有0.47平方米，就是一张‘报纸’的大小，经过40年的努力，现在达到了人均8平方米的绿地，差不多就是‘一间房’的面积，绿地给这座城市增色不少。”上海市政府参事、同济大学教授唐子来认为，城市绿化有三种功效，一是生态功效，二是使用功效，三是景观功效，比如钢筋混凝土很难反映季节，而银杏等树木就能很好地彰显秋色。
复旦大学教授余兆武提出，绿地的确给城市带来很多的功能和价值，但随着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，绿地的降温作用会打折扣。比如今年上海40℃以上的高温天很多，植被在高温天气时的蒸腾作用是下降的，降温作用也由此减少。且高温天气时植被还会大量排放挥发性有机物，可能增加臭氧污染。“很多人认为城市里树木越来越好，但是在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情况下，绿化是否应该有个阈值？”
“我和我的学生正在对这个问题做实证研究。”市政府参事吴志强说，最近他的团队跟踪调研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几十个城市，将绿地率和降温关系做了比较研究。“根据我们的调研论证，城市绿化面积达到一定比例后，降温作用的确会下降。”
那么，城市的最佳绿化率应该是多少？该如何权衡？
漕泾郊野公园
不能只盯着占地面积这一个指标
在专家们看来，仅仅看占地面积这一指标似乎过于简单，这关系到看待绿地的视角，这需在绿地的功能、访问频率和空间分布中取得一个平衡。
“对不同的绿地，我们的访问频率是不一样的。”原市政府参事左学金认为，上海中心城区和临港新城的绿地就不应该放在一起比较。比如我们每天会去社区边的绿地散散步、跳跳舞，这个绿地的设计规划就应该靠近居民区。而生态功能、碳汇功能的绿地则可以放在郊区。
艾伯特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雷伯曼也认为，不能只盯着人均绿地面积，还要考虑其他指标，比如绿地可达性。“对于市民来讲，能在步行15分钟时间内可以抵达离他最近的绿地或者公园，是比较合适的。”
“这也是国际上很多城市做规划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，即出行半径、服务半径。”市政府参事王祥荣说，中国不少城市做过这方面的有益探索，即通过不同等级的公园服务功能来设定出行半径，以满足不同人口的需求。比如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高，为服务居民考虑，出行半径一般设定在500米以内。而在郊区，土地空间比较广阔，拥有大型公园、郊野公园、国家公园等大型园林，出行半径就可以设得大一些。
史蒂芬妮·豪里表示，城市绿化设计，除了涉及绿化率，还涉及产权问题，比如哪些土地允许修建绿地。“我们和各个州以及各行业协会进行协商讨论，但是很难统一一个比例或者指标，具体城市还是要做具体分析。”
“用一句中国成语来解释就是，因地制宜。”王祥荣说，根据城市不同气候条件、不同需要而设置相应占比的绿地，这对中国和德国的城市来说，是共通的。
绿地的开放度与城市精神
“城市规划者需要提前考虑公园在不同情境下的多重功能。”会上，史蒂芬妮·豪里引用了一个学术名词——“多重编码设计”，即不同绿地有不同的主导功能和辅助功能，只有界定了功能以后，才能更好指导它的面积、设计风格等。
复旦大学副教授谢玉静也谈到，最近浦东正在尝试“多重编码设计”。比如中心城区的绿地更强调季象、服务居民功能，而郊野公园更多注重生物多样性、水土保持、碳汇等功能。
“绿地不单单是城市的景观，也代表了城市的精神，代表了我们对自然的崇敬。”市政府参事江海洋举例说，衡山绿地一百年前就有了，而它今天依然是上海的城市象征。“我们不但要考虑绿地的排碳问题、方便问题，更要考虑绿地应该设在哪儿，怎么设才具有人文价值。”
在唐子来看来，在强调绿地的品质、占比之外，还有一个开放度的问题。如今越来越多的公园都向公众开放，这可能成为今后城市规划中考量公共绿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。
在史蒂芬妮·豪里看来，在争取更多绿地向公众开放、共享的同时，也需要提高市民的绿化意识，让他们更多参与到城市公园和绿地的治理与维护中来。
